英祖极度恐惧死亡，因此几乎不使用任何与死亡相关的词语。如果在外听到杀人或与之相关的不祥之语，必须刷牙或清洗耳朵祛除不祥后再进入寝殿。英祖非常严格地区分生死与内外的界限。不仅如此，他病态地区分好事与坏事，宠爱的人与憎恶的人。好事或坏事发生时，英祖的出入之门都不同。后来惠庆宫仅凭英祖处死世子前从景华门而入的消息，就判断会发生不祥之事。因为英祖平时进入昌德宫璿源殿时，若是经过万安门，则无事发生；若是经过景华门，则必有变故。璿源殿是供奉英祖父亲肃宗的御真即肖像之处。在行善事前向父亲肖像禀告时，便经过意为“万事平安”的万安门；禀告祸事时，则经过景华门。参考英祖忌讳“死”字的性格，可知他这么做是因为景华门的“华”字，“华”与意为“灾殃”的“祸”是同音。

英祖根据不同的事情出入不同的门，对待不同的人更是如此。英祖不允许自己宠爱的人与憎恶的人共处一室，不允许自己憎恶的人走宠爱的人所经过的道路。某次思悼世子前去英祖宠爱的女儿和缓翁主的住处附近，英祖知道后大发雷霆，命令他即刻返回。父王发怒后，世子惊慌失措，翻过高窗后逃走。（《恨中录》，第62页）虽然不知思悼世子踩着什么东西翻过窗户，但这是有多恐惧才会让一国的王世子、代理国事的掌权人翻窗逃走？

英祖不仅严格区分生死、内外、好恶和爱憎，而且彻底执行。这样彻底的二分法思考本身就是一种病。某心理学论文曾指出，偏执症的人认识自我的根本方式就是二分法。

《英祖实录》称十五岁代理听政后，世子开始生病。《恨中录》虽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时候，但也说代理听政后世子开始出现“病患之萌”。惠庆宫这样解释原因：世子开始代理听政的时候，发生了很多复杂的事情，对于强调党论问题等敏感或重要的事情，世子几乎都会禀告父王。“大朝则以为若此小事，不能决断，频烦于我，有何代理之本意？由是叱责小朝。小朝若不禀，则以为若此之事，何为不禀于我而自断，又叱责之。”（《恨中录》，第45页）思悼世子的处境变得非常困难。

权力的无情正是来源于此。英祖平时对思悼世子冷漠而严格，都到了要杀子的地步，这就更不用说了。英祖声称为了宗庙与社稷，要求思悼世子赴死。但从本质上看，他所说的四百年宗社不是其他，正是他自己的权力。对权力的核心，也就是对他本人的挑战，一丝一毫都不会得到原谅，子女也概莫能外。对于平凡的父亲来说，这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，但根据权力的一般逻辑，这并非无法理解。正祖亦是一样的无情。正祖登极后，立即打压外祖家，在此过程中还欺骗了母亲，后来又把像朋友一样亲近的洪国荣逼入死亡。对掌权人来说，没有朋友、家人、父母、子女。

现实就是现实。虽然普通人看起来觉得有些扭曲，但这样的国王们打造了朝鲜的全盛期，即以愤怒与恐怖为长技的英祖，以欺骗为长技的正祖成就了朝鲜的“文艺复兴”。马基雅维利在《君主论》中提出了“作为君主，受人畏惧和受人爱戴哪个更好”的问题，回答是“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，那么受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”。 马基雅维利还忠告道：“在不可避免出现流血事态的情况下，一定要树立强有力的、明确的逻辑与大义名分，然后推进事情。”他还说：“君主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。”可以说，他把恐怖与欺骗说成是君主的品德。英祖与正祖正是具有马基雅维利式君主品德的国王。 可以说因英祖与正祖忠于马基雅维利式君主的品德，所以创造了最好的时代吗？这两人作为统治者所具备的资质里，可以高度评价的是他们不仅对周围人，对自己也非常严格。他们欣然放弃了作为帝王可以享有的奢侈生活，比任何人都彻底、诚实地实践了俭约这一品德，此外他们在孝道等其他儒教品德的实践上也比任何人都彻底。虽然他们有时用愤怒来威胁大臣，有时用欺骗来安抚大臣，但两位国王的权威从根本上来说，是来自彻底的自我管理。

现在，绝对君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但在政治领域之外，其他领域还留有类似的权力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经济权力。有些人拥有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经济财富，不受任何干涉，行使着强大的权力。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，就像朝鲜不是国王的所有物一样，经济财富也不是资本家的所有物。即便自己努力积累财富，但也没有权力把它世世代代传下去，应该将此视为暂时委任的权力。但是有人利用这样的权力，甚至影响了他人的生存。不分享的权力是孤独而危险。

关于证据提供者的信赖度问题，白敏贞（音译）曾提出过反驳。针对我对正祖的怀疑，她表示：“如果把正祖的历史歪曲之举视为严重的历史欺诈行为，那么作者如何对正祖的治世赋予意义呢？”意思是我在详细论述正祖歪曲思悼世子相关事实的同时，如何给他的治世赋予一定的意义？世间对正祖的评价极为不同，有些人认为他是改革的圣君或启蒙君主，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导致朝鲜走向灭亡的暴君。旅德历史学家卞媛琳认为答案是后者。我认为正祖的政治统治在朝鲜历代国王中相对优秀，但不能视正祖时代为太平盛世，也不能视他为圣君。当然，更不能认为他是圣君，所以就不会歪曲事实，即我不认为政治与道德具有必然或密切的关联性。另外，我认为正祖歪曲事实，是为追崇父亲而歪曲父亲传记，可能并不违背当时的道德准则。

要警惕偶像化研究对象。白敏贞（音译）认为正祖是优秀的统治者，不可能说谎。崔诚桓则辩护道：“即使正祖编造了思悼世子的传记，也应将其视为统治行为的一环。”我怀疑两位学者是把正祖偶像化成优秀的君主。优秀的统治者也会说谎，即使把编造视为统治行为，编造这一事实本身也不会改变。不应该说某某不是那样的人，而应承认这样的事实。如果学者们不具备严格的客观与冷静，那普通人就会偶像化历史人物。

我认为，所有人都只能通过自己凿出的孔洞(peephole)来窥视世界。观察历史也一样，学识渊博的人拥有更多的大型孔洞，而学识浅薄的人拥有的孔洞非少即小，有眼光的人会占据视野更好的孔洞，差异无非这些。归根到底，无论多么优秀的人，在观察世界与历史时，都只能从自己凿出的几个孔中窥视世界。而历史只不过是用适当的理论或方法论，有逻辑地对这些透过孔洞看到的情形进行编织的东西。因此， 所有历史在本质上都具有局限性。我们之所以承认某段历史属实，不是因为历史本身属实，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可以接受构建该段历史时所使用的证据与逻辑。 所以任何历史如果存在论据或逻辑上的问题，都不能被称作历史。

思悼世子的告白》取得了大众化的胜利，但无法成为历史。历史大众化不是迎合大众的历史关注点，这是不行的。在“历史”大众化中，绝对不能丢弃的是历史。只有成为历史，大众化才有意义。大众化历史不能是迎合大众感情的曲解的历史，而必须是提高大众历史意识的历史。所谓韩国史， 不应该是公然只助长民族感情、煽动国粹主义的历史，而应该是能让人正视民族现实的历史。提高韩国人的自豪感固然重要，但不能因为自豪感便歪曲历史。我们需要基于真实的历史大众化。